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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凶案揭开了民国女性的情欲世界

来源:史趣2018-08-23责编:admin人气: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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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11日下午,作家许钦文外出送人。当他回到自己住所,发现佣人站在门口,说敲门无人应。他拿出钥匙开锁却打不开门,拉了一阵门铃,也无人应答。许钦文有些生气,又觉得惊讶,于是沿着河边的石子缝,走到后门,撞断栓门的铁钩。他进了院子,静寂无声,顺着甬路走去开门,一转弯,赫然发现门口路两旁的草皮上,歪斜着两个血淋淋的人。许钦文跑上前仔细一看,一边是他亡友陶元庆的妹妹陶思瑾,处于昏迷状态,另一边是陶的好友刘梦莹,已然气绝。

历史资料图:当时的媒体报道

历史资料图:当时的媒体报道

这起发生在杭州西湖边的凶案,很快成为沪杭乃至全国媒体的热点事件。当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陈述了此案的前后因由。陶思瑾和刘梦莹皆为浙江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由同宿舍好友发展为恋爱关系,彼此约定永远不和男性结婚。

然而,不久两人感情生变,刘梦莹发现陶又和同校一女教师刘文如关系暧昧,于是以杀刘文如或陶思瑾相威胁,要求陶和刘绝交。此前,陶刘二人常在寒暑假在西湖边许钦文家寄宿,2月8日,两人又在许宅留宿。案发当日,许钦文外出,刘梦莹要洗澡,遣佣人去买雪花膏,陶思瑾将大门闩闭。

尔后两人又为刘文如争执起来,刘梦莹质问陶思瑾,并威胁她如再不回头,将来必会发生悲剧。陶则请她不要如此固执,随后走到浴室外间,用电炉烧茶。刘梦莹也跟了出来,继续呶呶不休。陶思瑾便起了杀心,走至隔壁厨房,拿了一把菜刀,猛砍刘梦莹,后者拿起木棍抵御,二女格斗一番,血淋遍地。刘梦莹负伤之后逃至大门,又被陶思瑾追砍,割断颈部,旋即死亡。陶本人也昏了过去。

案发当晚,许钦文以房主身份被羁押,刘梦莹的姐姐则先告他“谋财害命”,再告“妨害家庭罪”。许被牵连,连鲁迅先生也为之呼告,致函蔡元培营救。

后来在《钦文自传》里,这位作家将自己这段牢狱之灾称之为“无妻之累”,因在地方检察官的起诉书里,他“年逾三十,尚未娶妻”,大龄单身而容留两个年轻女性,品行上大为可疑,以致于蹲了一年牢房。

刘陶案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续。没过几年,抗战军兴,杭州被日军攻陷之前,所有在狱犯人一律保释,被判无期徒刑的陶思瑾出狱后,居然嫁给了当年的审讯法官,隐身人海。

资料图:民国时期法庭旧照

资料图:民国时期法庭旧照

风光旖旎的西湖边上,又是两个妙龄女青年喋血,三角恋和同性爱,可谓具备一桩爆款新闻的各要点。藉由此案,女性的情欲世界与犯罪行为受到广泛关注。

性心理学者潘光旦引用杭州友人的信件,披露关于刘陶二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探寻陶刘案后的心理背景。据他描述,刘性格坚强而能干,陶则较为温和柔顺。有时二人因为小事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刘最喜欢哭,有时会在半夜里哭起,一直哭到天明。他认为陶思瑾有被迫害的幻觉,从社会责任层面,则提出应该在学校里设置专任导师,纾解学生们的精神问题。

女性杂志《玲珑》则呼吁中止同性恋爱:“一女子和另一女子发生爱的关系,在摩登的女学生中间,原是普遍的现象,然以同性恋故,而惨杀自己所爱的女子,确实意外的结果。我们不必论其原因是出于情妒或别种动机,但同性爱在法律上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地位,是种犯罪的行为。这丑恶的行为,一般叫做‘性的倒错’,是一种变态的色情,往往带有危险性的。刘陶案就是这危险的产物。所以正热于同性恋的姊妹们,看了上述的可怖的惨剧,应该立刻觉悟,赶紧解决了同性的关系,而树立起两性的爱,那不仅能免去无限烦恼而且是促进人生的光明的幸福的生活。”(《同性爱的血案》,《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

还有人借此对独身主义大加挞伐:“更须将具有宗教作用的‘独身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不任其一日之存在,才是灭火抽薪的办法。……世有注意刘陶善后的,曷注意此最凶恶最残忍的独身主义!”(眉子《从同性恋爱说到异性恋爱》,《星期评论》1932年卷1期8)

其时,已有不少关于女性同性恋爱的观察。二十年代如此,“学生同伴间发生同性爱,几乎可说是各学校——无论男学校或女学校——普遍的状态,凡是我们曾有过学校生活的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见到,并不只是一校如此,其间只有多少的差异罢了。”(晏始:《男女的隔离与同性爱》,《妇女杂志》,1923年9卷第5期)三十年代亦如此,“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中学校里,尤其是女校,同性恋爱有了很严重的盛行。笔者亲眼看见多少青年同性男女,过着不健全同性‘爱’的生活:同起同宿,几乎不能有一刻分离。爱到成癖的时候,对于异性至于发生憎恶,同盟不嫁不娶,仿佛海枯石烂,自己一对儿也决不要分离。逼真地说,就是要像夫妻一样地生活下去。”(张铁笙:《如何防止青年的同性爱》,《现代青年(北平)》,1936年第3卷第3期)

历史资料图:民国照片

历史资料图:民国照片

女学生之间互相崇拜、彼此钟情的风气,或可说是一种“转移情欲”。当时即有论者认为:“大概女子到中学校以上的年龄,性的本能正在盛旺的发育,这时候他们虽然并不意识地有性的要求,耽于无意中要求同情的慰藉,和感到一种空泛的己身无所的悲哀。同性爱的起头也往往在这时。”这样一种少女之间的同性爱,“到有异性爱的时候,照样会得转移的,那时候性的倒置便顺行了。”(慨士《同性爱和婚姻问题》,《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5期)

许多女作家都有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一篇有趣的小说里,女作家凌叔华非常精细地描摹了同性之间的情感与欲望。《说有这么一回事》是两个女学生影曼和云罗的故事,她们俩在学校十周年纪念戏剧里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日常相处,同食同卧,彼此倾诉心声,俨然恋人。

影曼含笑说着到云罗身旁,望着她敞开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顺着那大领窝望去,隐约看见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那弓形的小嘴更可爱,此时正微微张开,嘴角添了两个小弯弯,腮边多了浅浅的凹下的两点,比方才演戏欲吻罗米欧的样子更加妩媚逗人。帐子里时时透出一种不知是粉香,发香或肉香的甜支支醉人的味气。

小说里好几处欲望偾张,和传统女性的理想形象不甚相符。在19世纪的女性小说里,少女的脸红,是羞涩的纯情少女的标记,与俗气又世故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任何关于情欲的话题,被认为是粗俗的,不适合纯洁女性的耳朵。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般议论皆反对贞操,但止于反对寡妇守节和要求已婚男性守贞,似乎女性婚前守贞毋庸置喙。一则是以为女性没有被情欲困扰的问题,一则以为解决之道就是早早嫁人。事实上,1932年有一份对重庆、成都地区250位大学男女生的调查报告,学生们对贞操和婚前性行为已不若传统保守,但女生明显较男生重视守贞观点。

凌叔华的这篇小说以云罗嫁人、影曼昏厥结束,很符合慨士的观察。如果女性能够摆脱历史强加给她的阴影,那么,身为女性的性别经验,是否还意味着一系列不同于男性的感知和价值观?

1926年凌叔华、陈西滢摄于新婚

1926年凌叔华、陈西滢摄于新婚

在现代女性写作史中, 首度直面情欲的写作,有社会思潮的建构。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依靠阅读与写作,重构她们的精神和情爱世界。

呵。它的神秘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来给我解衣服解到最里的一层,你代我把已解开的衣服掩了起来,低低的说道,请你自己解吧……说罢就远远的站在一边,象有什么尊严的什么监督着似的……

女主人公纟隽华和已婚的士轸相爱,遭到家庭反对,被母亲关起来。在被隔绝后,主人公开始细致入微地怀念那些拥抱,接吻,甚至两人在旅馆同床而卧不及于乱;在拥抱中,她几“不能自持”,而那些温存中令人惊颤的亲吻,也令她难以忘怀。书信体小说《隔绝》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一般读者会认为它在艺术上因袭旧路,表现人生缺乏新意和深度。在一夜情泛滥的时代,人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极端的克制,在肉体贞节和爱情神话之间的依违两难。然而,这一类的女性小说,又确实为一个时代留下了精细而又恢弘的剪影。

《隔绝》的作者冯沅君(1900-1974年)女士是以古典文学研究名世的一位学者。她的另一重身份——一位曾颇活跃的小说家,在当代早已泯灭不提。我仍记得十数年前修现代文学史课,陈平原老师说应该重视冯沅君这样的知识女性作家。1919年,对冯沅君和她的写作生涯是极关键的一年。8月,她的同班同学李超病逝。原本一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无名学生,不意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一经点染,便成海潮。在该年11月30日, 李超追悼会成了彼时中国第一流人物的妇女问题演讲大会。据程俊英回忆,当晚,她和冯沅君还在李超宿舍床前举行了一次“心祭”;李超之死亦对本班同学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程俊英:《回忆女师大》)据她说,冯沅君带头和幼时在河南所订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程俊英的回忆可能有出入,据冯沅君侄女冯钟芸回忆,退婚是在1923年春节,不过,由此流露出来的无疑是一种共趋。

冯沅君可谓是一类作家的典型——他们把自己重大人生经历,经净化之后,在小说中加以利用。程俊英在1921年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认识了冯沅君的情人王品清, 他是北大的学生,殷勤招待, 态度温雅。昨天,他赠冯玻璃丝的小镜框, 并附情书一封, 字迹秀劲,文词清婉,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青年。”(程俊英:《回忆女师大》)事实上,像那时许多的男学生一样,王品青(即程俊英所提到的王品清)在老家有妻子,他们的感情既有现实掣肘,也有传统与现代、勇敢与恐惧的心理交缠。

从1923年开始,冯沅君陆续写出《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个短篇,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这组爱情主题小说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小说皆有冯沅君很深的自传印痕。以此种丰富细微的个人体验做底子,冯沅君小说堪称一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灵史。昔时沉默的、羞怯的女性,代之以一个新女性,她固然尚带着疑虑和犹疑,“我很想拉起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又勇敢地追逐爱情,享受爱所携带的一切,“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 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 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青年女性的身体,从去情欲化的历史叙述中苏醒,她感受到了呼唤。当士轸试图吻纟隽华时,她后来坦白时说:“那时我的心神也已经不能自持了,同维特的脚和绿蒂的脚接触时所感受的一样。”界定并支持了这种感受的是知识女性的大量爱情阅读,现实中的爱情和文本爱情交杂在一起。她的爱,有易卜生、托尔斯泰、泰戈尔、歌德等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加持,这是她们对抗凡俗的精神资源。

冯沅君

冯沅君

以今日之视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那一批女性作家,修正了当时所谓之“价值秩序”,改变人们对“重要”和“不重要”的看法。她的小说,一言以蔽之,是关于一个挣扎着的女性的故事:她们思想亦新亦旧,在旧伦理和新感情的交缠中浮沉。如今读她的小说,恐怕不少读者觉得难以领受其中意趣。不过,如果我们转换眼光和角度,明察那一时代女性身处尚未定型的社会,她们对于女人与生活,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个性的经验和书写,在某个点上,仍不乏深度和复杂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一种群体经验,都引人也值得人作不仅纵贯历史今昔,而且横穿历史表里之思”。(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写作是女性最先进入的现代职业之一。民国期间,大量的期刊冒出来,为一代女性抛头露面提供了历史机遇。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沉樱这样的知识女性作家的写作,往往亦是自我解放的精神旅程。她们突破男性作家们谈论情欲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等,不再是情欲上的他者,而是具有自信心与浪漫爱情的完整的女人。她们的重心亦由单纯对男权的对抗、解构,转向重建。凌叔华尤其走得远,她的写作,可以说是用自身的感受、体验来建构女性生命个体的独立存在。一套新的认知系统正在形成。

老实说,我读到凌叔华《酒后》还是蛮震惊的。采苕,一个美丽人妻,在一次家宴之后,无视她那微醺状态下热情的丈夫永璋,请求他允许自己向醉卧的朋友子仪表达她“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只要一秒钟。“闻一闻他的脸”,进一步要求“kiss”他,她还非常真诚地质问永璋为何不能答应她。但当丈夫让步,同意并陪着她之后,在最后一刻,她“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的看住子仪”, 然后她止步了,“三步并两步的走回永璋身前”。

采苕摇曳不定的内心之火照亮了整篇小说。被定义为人妻身份的女性,其沉睡的情感和欲望,从被拉开的门缝里溜出来。一个婚内新女性宣告,她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鲜活的人。如果说,在冯沅君那里,年轻的女性感受到身体的呼唤,渴望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却在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受困于强大的既有体系,要从自己血肉相连之处超拔出来,其讲述在勇毅中带着脆弱,而非截然二分的善恶区别对待 , 因此这最是私密的讲述,便百转千回、夺人心魄。而凌叔华已经独立于时代洪流,她小说的主人公多是那些已为人妇的女性,是已经浮出历史地表的新女性,她们是自己情感欲望的认知者、把握者和表达者。在另外一篇有趣的小说里,当妻子感到丈夫对家庭生活感到平淡时,便以陌生女子身份约会丈夫。她写了一封“字迹极柔媚,言词很藻丽,语气很恭谨”的“读者来信”,表达了一番无限仰慕之情,并约他于朝阳暖遍大地时在西郊花之寺碧桃树下见面。春心荡漾的丈夫忐忑不安地来到花之寺,结果等来的却不是他的梦中“玉人”,而是妻子。两人于是同游春日美景,先前的郁闷也随之消散。

凌叔华

凌叔华

这位长期被忽视的女作家,委实对女性问题有极其不同的眼光。凌叔华试图让她的女主人公们努力保持在婚姻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对自己的情欲诉求做到主体性掌控、承担和调试。同时,她也雕刻旧女性们被时代抛弃的凄凉景观,也展示曾经的新女性如何回归到落后的男性世界,她注视令人忧伤的日常生活图景,触碰女性世界中的阴暗角落。鲁迅评价她是“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们的故道了”,但即便是今日的自由女性们,也是四面作难,进退维谷,何况是过渡时代的新旧女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