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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何视沙俄“无能”:4次被流放3次逃跑

来源:史趣2018-05-21责编:admin人气: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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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

行政流放——它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不仅对于捣乱分子、而且对于沙俄政权的政敌都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措施。这些政敌最初有许多是反对俄国强占他们领土和财产的波兰贵族。后来的被流放者当中有宗教反对派以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团体和秘密会社成员。尽管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著名的“强制移民”曾经受到审判,因而不属于行政流放的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属于政治犯:这是一些十二月党人,一批在一八二五年策划了一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未遂起义的上层贵族人士。沙皇还以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的报复行为判处五名十二月党人死刑。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贵族身份并把他们戴上镣铐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的勇气非凡的妻子陪伴他们去了那里。其中只有少数人活到了三十年后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特赦他们的时候,回到圣彼得堡的家里时,他们已是身心俱疲的老人。〔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65-85页。〕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政治犯,他于一八四九年被判处四年苦役。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他写了《死屋手记》,至今仍然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描述沙皇俄国监禁制度的作品。

像古拉格一样,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产生的。沙俄统治者同样想用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来解决一个让人头疼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问题:占俄罗斯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的人烟稀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沙俄帝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基于这种考虑,俄国政府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判处一些囚犯强制劳动——一种被称为苦役的惩罚方式。苦役(кáторга)源于希腊语的kateirgo一词,有“强制”之意。苦役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一七二二年,他发布了一项更为明确的命令,要求把囚犯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一起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达斡里亚银矿一带。〔叶夫根尼·阿尼西莫夫:《彼得大帝的改革:通过在俄罗斯实行高压统治所取得的进步》,第177页。〕

在其统治时期,彼得大帝对强制劳动的使用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实际上,几十万农奴罄其生命建设圣彼得堡的史实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许多人死于建设过程中——而城市却成为进步和欧洲化的象征。方法是残忍的——可是国家却因此而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沙皇继任者为什么乐于采用苦役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I/76〕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44-64页。〕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同上,第161页。〕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52页。〕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亚洲地区的官员相对宽容,当地贵族更是稀缺。有时,比较富有的流放者和获释的犯人建起了宽敞的住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成为医生和律师,或者去管理学校。〔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第161-174页。〕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她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克里斯蒂娜·萨瑟兰:《西伯利亚公主》,第271-302页。〕

到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部分。十九世纪吹遍整个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也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布鲁斯·亚当斯:《刑罚策略:俄罗斯的监狱改革,1863-1917》,第4-11页。〕实际上现在看来,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一九○三年加入苏共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二年当选中央委员,同年被捕,一九一七年二月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重新开始革命活动。曾先后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高加索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三十年代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期间曾经反对斯大林的工业政策。一九三七年突然死亡。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称,奥尔忠尼启则是在斯大林的逼迫之下自杀的。〕后来回忆,在圣彼得堡的施吕塞尔堡要塞羁押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威廉·詹姆斯、弗雷德里克·W。泰勒〔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的工业管理制度对于每一个受惠于现代工业的国家的发展都有影响。著有《科学管理原理》(1911)一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和悲剧》(哈罗德·舒克曼英译),第9页。〕即使按照后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也算吃得好、穿得好,甚至还有人给精心理发。一九○六年关押在彼得和保罗要塞的托洛茨基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戴着眼镜,身穿西服,打着领带,衬衫的雪白衣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身后门上的窥视孔提供了他身在何处的唯一线索。〔这张照片出现在奥兰多·菲格斯所著《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1891-1924》一书及其他地方。〕一九○○年他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时所拍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头戴皮帽,身穿厚实的外套,身边围着一群同样脚蹬皮靴身穿皮衣的男男女女。〔这张照片出现在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托洛茨基:不朽的革命者》一书中。〕所有这些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古拉格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即使沙俄时期的流放生活的确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也总是不断有人逃出来。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艾伦·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似的人生》,第28-45页。〕因此,他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他的俄国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这样表述他的看法:“你不必去劳动。你可以沉思默想自己的心事,你甚至可以逃跑,只要你想这么做。”〔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