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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背弃历史传统的文化革新运动

来源:史趣2018-04-17责编:admin人气: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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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背离了他们的亚洲传统,只是把它们看作使亚洲同胞们落后的原因。因此,他们最终违背了最初开展维新时“和魂洋才”的口号,为了“洋才”而抛弃了“和魂”。

在鹿鸣馆跳交际舞的明治时代的高管及亲眷。在鹿鸣馆跳交际舞的明治时代的高官及亲眷。

整个现代日本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差别。明治的改革中采用了大量的西方元素。尽管在千年以前,日本有过学习中国文明的历史,但这次维新仍然使得日本人对于曾经的传统是对是错产生了迷茫。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会强调他们以往取得的成就,并援引其中的例证,来证明他们当下行为的正确性。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例外,因为日本从来没有过这种改革的先例。一名德国医生受雇前来日本治疗政府高官并建立一所医疗院校,他问日本朋友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朋友回答道:“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从今天开始。”另一个朋友则说:“那是未开化的时代。”

没有历史,就让科学来充当变革的权威,日本决定仿照西方的办法来办事。啤酒和牛排开始在日本流行。各大臣们穿着燕尾服,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在派对中跳着交际舞。坐落在东京日比谷(Hibiya)地区的鹿鸣馆(Deer Cry Pavilion,或称Rokumeikan)里夜夜笙歌。而明治天皇也放弃了白色的神道教(Shinto)长袍,改穿普鲁士风格的陆军元帅制服,并开始蓄须。日本首相开始举办化装舞会,所有的客人都以戏装出席。一位年轻人曾经当过武士,随后又成为首批赴美使者,并在最后成为教育部大臣(Minister of Education)。他与妻子在1875年结婚,并于1886年离婚(离婚也是西方的舶来品)。他名叫森有礼(Mori Arinori),还曾经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官方语言,认为它比日语更能适应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也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散布到全球的结果,但它也确实能体现出日本人面对文化认同危机时的想法之大胆。

还有另一句口号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流传很广。它没有记载于法律文本中,也不是在政府的正式讲话中提出,但却全国闻名。这句口号便是“富国强兵”(Fukoku kyohei),它概括了明治时期改革者的目的。明治时期日本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呼吁日本人通过接触欧洲和美国的思想进行“文明启蒙”。他认为只有见多识广的公民与组织良好的机构才能给日本带来财富与力量,让日本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财富带来力量的观点开始盛行,在天皇的领导下,日本人以这几句口号为目标,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东方的君主、东方的道德准则,结合西方的技术,这就是日本走出的足以同与西方的工业与军事力量抗衡的道路。

日本士兵正在阅读天皇诏书。日本士兵正在阅读天皇诏书。

明治维新留下的负面遗产

明治天皇于1912年去世,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后,全世界都为他统治下45年中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在那时,日本已经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同时获得了信奉社会达尔文学说的帝国主义者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可说是谱写了一个奇迹。然而麻烦也接踵而来,日本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中国的泥潭中,还于1941年与西方世界开战。为何情势会如此急转直下?

回头看日本自1868年以来的发展,很明显是冲突和压力促成了接下来剧变的时代。明治时期的日本努力创造财富、积蓄力量,试图以此赶上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欺骗了大多数人民。比如说日本人口数量最多的群体——农民,必须承担繁重的税务,以促进工业的发展。无论日本国民受到了多少的教育,所有人都必须在所有事情上听从天皇的号令,尤其是在战事方面。日本帝国建立后,他们再次模仿英国等西方列强,开始欺凌在亚洲的邻居。这些邻居尽管有着足以自豪的东方文明遗产,但他们似乎找不到继续发展的方向。日本全神贯注于发展,大幅消耗着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国家的财富没有让任何市民受益,而是无限制地服务于天皇的远大志向。

明治时代的遗产似乎体现出了很大的两面性。归根结底,明治维新是一次文化革命,这种革命会创造很多,但不可避免也会毁掉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许是让日本跨入文明大国行列的无害的工具,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标准难免缺失。人们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来牺牲自我、创造财富,整个体系是单向的——从上到下——统治者和官僚的愿望传达给了广大人民,富人的愿望传达给了穷人,而那些下层人民的愿望则没有向上表达的途径。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

为了“洋才”而抛弃“和魂”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不让整个国家体系发生巨大改变的情况下,成功地从封建的诸侯分立状态转变成为一个君主政体国家的集权状态。尽管日本国土面积不大,资源贫乏,但日本动员了所有人才进行生产,并设法把国内的负担转嫁给亚洲其他国家。早在1885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便警告他的同胞避免同“坏邻居”交往,要“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的这种思想也许是日本高速“文明化”的副产品。他的警告是19世纪标志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体现,许多日本人也认为国际秩序便应当是如此。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倾斜,也许源自其长期的封建历史。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背离了他们的亚洲传统,只是把它们看作使亚洲同胞们落后的原因。因此,他们最终违背了最初开展维新时“和魂洋才”的口号,为了“洋才”而抛弃了“和魂”。对国家和天皇的热爱让日本人偏离了立场。他们将自己独立过程中获得的各种资源转变为坚船利炮,并将枪口对准了亚洲的其他国家,这让日本未来的几代人遭受了惨痛的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再现了明治维新期间的景象。通过国民的自我牺牲与努力工作,日本从战时的一片废墟中奇迹般地重新崛起,到1985年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以“经济动物”的形象震惊世人,又一次证明了他们与亚洲邻居的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治维新的后两句口号“尊王攘夷”和“富国强兵”可谓是日本民族性的极佳诠释,甚至直到如今依然适用。这是一个极具天赋、非常富有的国家,但也是一个为了飞速发展而抛弃了东方传统的国家。明治维新的两面性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是的,这是一起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一次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日本以西方为模板,倾全国之力打造出了一个工业化的帝国。整个国家建设的过程完全可以用宏大来形容,然而以皇帝和领导层精英为首为了追求力量和财富而滋生的激进主义,最终又毁灭了他们自己。

而其中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国家大举获取财富和力量时,日本平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究竟谁在这次维新的飞速发展中受益?这一问题贯穿日本的近现代史,直到明治维新落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让观察家们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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