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视角下如何看待台湾郑氏政权？

《海商帝国：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及其起源(1625-1683)》，刘强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 0 15年11月版。

研究台湾郑氏政权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已有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在区域史的范围内进行。《海商帝国》的价值在于，作者将郑氏政权置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他认为郑氏集团的形成、崛起和灭亡都不只是发生在大陆边缘的孤立事件，而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时代密切相关。作者以郑氏集团的官商关系为主题，从世界史、全球化视角探讨郑氏集团的形成、政权兴衰历程，得出不少出人意表的新结论。

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辟了新航线，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更重要的是，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将区域性贸易圈通过不断延伸的新航线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

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形成，也将中国卷入其中。《海商帝国》从大航海时代新航路开辟入手，探索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海洋市场的扩张，西方商人武装贸易的竞争，乃至明朝海禁政策的推行，导致作为海商集团的郑氏政权崛起。作者认为，郑氏集团的兴起无疑与大航海时代全球海洋贸易扩张、欧洲、亚洲和美洲对中国产品大量需求有关。

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全球化经济的建立，中国商品的市场得到了扩大(比如丝绸、瓷器等)，海外贸易利润增加。而此时，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逐渐衰落，尤其是明朝与日本的合法贸易渠道因明朝废除浙江市舶司而终结，导致私人海外贸易逐渐繁荣。面对贸易利润的增加和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商人的武装贸易竞争，在明政府军事保护缺位的情况下，华商逐渐联合组成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1625年兴起的郑氏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郑氏集团凭借独特的官商关系掌握了远东水域的贸易主导权和制海权，并使一直锐不可当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遭遇重大挫折。

《海商帝国》重点阐述了郑氏集团独特的官商关系，作者认为，郑氏集团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优势地位与其独特的官商关系密切相关。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本书还原了郑氏政权重商主义的政策，郑氏集团与明清两代不积极支持乃至打压商人的官商关系明显不同，郑氏政权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税收、组织和金融在内的制度来支持商人，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灵活使用不同的贸易策略来保护和争取商业利益。

中国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是郑氏政权却采用了与当时西方国家相似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刘强认为，一方面是郑氏立足的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以贸易为中心(土地贫乏，物产不足)；另一方面，在与欧洲武装商人的贸易竞争中，实行与欧洲列强相似的官商关系和军事武装贸易政策是郑氏集团当时的最佳选择。因此，郑氏政权对海洋贸易收益的高度依赖是郑氏政权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理性，这种经济理性要强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尽管同样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但是郑氏集团的重商主义与西方列强(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的重商主义还是有区别。其区别在于，郑氏政权因为对贸易利润的依赖，导致其采取商业性重商主义，即侧重于对贸易市场的开拓和维持，侧重于实现中国产品对外贸易的垄断；而西方列强采取的则是商业性重商主义和产业型重商主义并行，在重视贸易市场开拓，实现贸易利润的同时，也重视获取当地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在用武力打开贸易大门的同时，也同时开拓海外殖民地，在殖民地建立生产基地，将殖民地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之内。

两种不同的重商主义导致欧洲列强的实力不断壮大，而郑氏政权却一直只是一个贸易帝国，并且，因为没有与贸易帝国相匹配的生产能力，其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垄断也是非常脆弱的。当郑氏政权与清朝交恶，清朝持续实行海禁和迁界，这一贸易帝国也就避免不了覆亡的命运。

在很多历史学者看来，清康熙时期对台湾实行的海禁和迁界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策，通过相关资料，他们认为海禁和迁界不仅没有隔断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而且还把海洋主导权和控制权拱手相让，给郑氏集团广阔的海洋发展空间。这些观点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海商帝国》却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全球贸易的视角予以重新审视，从而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如前所述，郑氏政权通过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垄断了中国产品的对外贸易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帝国并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据作者统计，郑氏政权每年的财政收入可达445万两，对外贸易收益占了总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因此，郑氏政权高度依赖贸易收入。但是，当清政府持续实行海禁和迁界，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隔绝了台湾与东南沿海各种公开的联系途径(尽管不排除还会有非公开的接触)，台湾从大陆获得产品渠道被很大程度的削弱，而台湾自身并不具备可以维持其贸易规模的生产能力，因此其贸易利润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导致其财政上遭遇困难，不足以长期支撑与清朝的战争，其走向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海商帝国》将郑氏集团官商关系置于重商主义与近代西方海洋扩张的大背景下加以深度解读，显示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而作者对郑氏政权官商关系的解读，又可以消除我们的一种学术“迷雾”：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儒家文化天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郑氏政权的贸易立国政策，却从另一个维度说明，文化并不是决定官商关系的唯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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