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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幻灭:中西碰撞下的晚近中国世界史叙述

来源:史趣2017-11-30责编:admin人气: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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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并非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康熙帝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儿子雍正除了“忘我”工作外,对西洋的器物文化也较为热衷,曾穿着西装、戴着假发,让画师为他画“写真”。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钟表等西洋奢侈品十分谙熟,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洋货是原装进口的,哪些是中国工匠的高仿品。但是,当马戛尔尼率团访华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不知“英吉利”是什么国家,这构成了18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基本认知。当时中国抱有的是天下观念,认为中国之外,便是蛮夷,蛮夷当然要向天朝臣服,而天朝只需对蛮夷给予一定的赏赐即可,这其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入侵,西方思潮开始涌入,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叙述。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天下观的幻灭

1. 天朝眼中的世界:英吉利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中国传统王朝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中国人向来视中国为天下,而天下之外便是蛮夷,蛮夷理应臣服于中国。

秦汉至隋唐,汉文化处于上升期,受天下观的影响,中原王朝并不认可周围的少数民族,尽管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挤压着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宋代以来,中原王朝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挤压尤为严重,但这并未降低天下观的影响,这种思想反倒越来越强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曾撰《中国论》,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石介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天下观念并非汉民族独有。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并不否认“天下”的存在,甚至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极力证明这种观念的存在,元清两朝尤为明显。

根据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在明代,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却还是从《禹贡》那里来的“九州”,人们一想起有人居住的所有地域,最自然地浮出脑际的还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内的“中国”。而清代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也没超出这个范畴。这种天下观使中国人的眼界只局限于东亚的范围,东亚之外几乎就一无所知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两广总督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紧急奏折,说一个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打算来“朝贡”天朝。乾隆阅读完极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版禀文后,龙颜大悦,但是一个问题马上困扰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英吉利”是什么国家?在哪个方向?

大臣搬来了《大清一统志》,从头翻到尾,虽然找到了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意大利,但并没有找到“英吉利”三个字。这本书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中外学者修订完成的,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国人知道的所有国家。“英吉利”的缺位足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么局限和模糊。后来,在传教士的点拨下,乾隆皇帝了解到,“英吉利”是位于西方的一个长于器械制造的国家。一向喜欢钟表等西洋玩意的乾隆皇帝会心地笑了,因为“英吉利”使团的访华不仅意味着天朝又多了个偏远属国,更意味着又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土特产”要进贡上国了。后来,乾隆皇帝笑纳了使团的贡品,但拒绝了通商的要求。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统天下观幻灭

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后,英国与中国出现的大量的商业纠纷,比如鸦片走私问题、商业欠款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清政府极为头疼。于是,英国政府于1816年向中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以解决商业和外交纠纷。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偏远小国的能量,但依然陶醉于“中国为天下共主”的幻觉中。正是这种幻觉让阿美士德步马戛尔尼后尘,最终无功而返。随着中英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特别是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去认识英国。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用中文出版了大量关于英国和世界的书刊,这些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英国与世界的重要材料来源。

从19世纪初叶到鸦片战争前的近40年间内,尽管西方和中国有多种沟通渠道,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重视世界史的研究。如果说这个阶段有研究成果,也不过是知识分子零星的小篇幅著述,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与杨炳南的《海录》,李兆洛的《海国纪闻》,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纪略》等。不过,这些著作只能算是扫盲性读物,谈不上有学术价值。这些文章对西方历史的叙述过于简略,所使用的材料更多来自传闻,根本没能勾勒出西方世界全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著述也已经算是异端了。

马戛尔尼访华外交失败后约半个世纪,英国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大清帝国丝毫没有招架之功。在尔后一系列的战争失败与割地赔款的屈辱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传统的天下观念难以维系。传统天下观念的逐渐幻灭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热潮。

二、士大夫阶层的挣扎:围绕救亡图存的研究与叙述

师夷长技以制夷:工具性的世界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西方思潮与观念相继涌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天下”与“华夷”观念,逐渐转变为现实的世界观念和国家观念,但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两次鸦片战争虽然没有给普通中国人造成多大影响,但却给中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士大夫阶层都难免有屈辱之感。天朝上国被远在西洋的蕞尔小国打败并割地赔款,这不免让一向将中国视为天下之主的大清士大夫阶层极为恼火:有人赋诗抒发抑郁之情;有人拍案而起,愿投笔从戎,赴沙场抗敌;也有人将眼光放宽,将视野投向天朝之外更为广大的世界。正是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巨变促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研究西方历史。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方历史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验,以此来为大清王朝的富国强兵大业服务,这一时期研究西方的士大夫仍然挣扎在“天下”的观念中,难以完全放弃华夷之辨,学习西方的目的也是为了打败西方,而最直接能看到的便是西方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

林则徐、魏源、王韬是技术层面研究西方历史的重要代表。林则徐是晚近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身处中外接触的前沿之地,也逐渐感受到了解外国的重要性。他组织人手,从外国的书报资料中辑录和翻译出颇具参考价值的部分,结成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后来,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增补扩充资料,撰成《海国图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他们两人相比,王韬对西方的认知更为直观。他久居上海,与西方人士来往密切;他还游历过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他在《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中倡导发展新式枪炮等先进武器,赞同普鲁士的君主与议会相结合的“开明专制”,反对法国的共和制,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